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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从边地走向前沿与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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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7 10:31: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边地走向前沿与深刻
——我的创作之路
2017/4/7在作品论集《南方土地的精灵》上犹首发式上的发言)
                                                    李伯勇
[出处:赣南日报2017414日“读书”版,限于篇幅,赣南日报有删节,这是原文。全文载于《南芳·法律与生活》2017年第2
在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的今天,大家又聚集犹江之滨,对我主编,刚出版的作品论集《南方土地的精灵》进行座谈交流,我又一次感受到大家对我理解和扶持的浓浓情意,感受到来自我所在的上犹和赣州——边地蓬勃向上的精神氛围,感受到文学文化的暖意和律动。这既是新时期赣南文学,更是我自己创作近40年的一次回顾,一次总结,一次检阅,一次鞭策。这本书就是在全国文学的视野下,我从边地走向并融入“前”的见证,当然,对于我及这种文学的地方性交流,同样是一次从边地走向与融入时代前沿的路径。 《齐云山之晨》赖守斌_看图王.jpg
《齐云山之晨》(赖守斌摄)


大约在新千年开始,我每出版一部作品(尤其长篇小说),像《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父兮生我》,以及《昨天的地平线》等,就率先在我的家乡上犹举行首发仪式,或座谈会,县里主要领导莅临,或在县里接受市县记者和学人的采访。
比如20051月《恍惚远行》一出版,我凭着对这部长篇小说思想艺术质量的把握,想在县里搞首发仪式,我向何福洲书记报告,立即得到他理解和支持。3月在县检察院7楼举行首发式,何书记率县四套班子领导亲临会议,他还即兴讲话,就是后来用作中篇小说集《恶之花》的序文《李伯勇印象》(一字未改),当年还在江西日报发表过,一个县委书记对本地作家的评价文字很难在省主流报纸刊发,这说明何书记对我和这部作品定位准确、评价准确,也说明江西日报对我人品和创作的了解,当然也是基于我的创作具备一定的思想艺术质量的考量。第二年即20062月,就传来了《恍惚远行》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全国入选五部长篇小说之一)的消息;当我手持获奖证书,我又顿生感慨,其实在县里的文学活动,与作品评奖之类毫无关系,在我,只是在边远之地发出一声文学的鸽哨,晃动一下文学身影而已。这当然也是我创作成就的印证,也证明了在县里进行创作研讨同样可能具有较高的层次和水平。后来作品引起全国影响的事实表明,在县里举办这样的文学活动同样具有“前沿”的意味。
后来还在县里举行了《旷野黄花》《父兮生我》等书的首发仪式。20153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江西省作家协会、小说评论杂志社、赣州市文联、赣州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李伯勇长篇小说《抵达昨日之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也更加印证了我的创作从边地走向全国的行进轨迹。这种“轨迹”是外在的,有迹可循的;也展示了我从边地和边缘走向前沿与深刻这样一种文学姿态和精神姿态,这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是一种文学事实和精神现实。
同样,虽有某种时间差,对我创作的研究也大多在我所在的赣南生发,这些年来如年轻的文化和文学研究者邵滢、李伟明、刘汉波、罗伟谟、简心、徐月蓉等,他们怀着文学热情文化情怀,以各自的学养、生活和思想积累与精神视野,进入并评析我的作品,在我看来这样的“地方研究”也是一条从边地走向前沿与深刻的精神之路。
于是这样的文学活动和研究就具有双重意味,一是对赣南对我“这一个”当代作家的研究;二是立足赣南本土面向全国的文学文化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中不断展示赣南文化的底蕴和精神魄力,而且成为全国文学文化有机的一翼。
《清泉石上流》作者谢吉祥L1000338大_看图王.jpg
《清泉石上流》(谢吉祥摄)
作为一个近四十年扎根基层接地气不倦追求的作家,置身边地和边缘,同样能够走向前沿与深刻,这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甚至可以说,即使在互联网时代,置身边地和边缘本身也有可能构成一种前沿,可能展现一种深刻,这更有着象征的意义。(当然,在互联网时代,也可能形成新的封闭与边缘化。)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更应该具体一些说到自己文学和精神的历程。
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从一隅出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边地出发,这是无可选择的。那时都市离我十分遥远,我是从报纸杂志和广播,从国家新的政策,从日常生活的变化,感知时代的,很快我就确认了自己的边地处境,同时也逐渐明白了大城市方能体现时代的前沿(文学刊物都是城里办的),自己的创作就是从边地抵达前沿的舟楫。能不能“抵达”,是个未知数,因为离开农村到厂矿务工是我本职工作,写作只是表达一己之感怀和愿景。不过自从与北京的雷达先生通信(1982)之后,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创作和人生新的地平线,新的精神动力油然而生,文学梦想变得切实起来。在我潜意识里,我是把雷达所在的北京,以及赣州之外的都市,当作了“时代的前沿”。“前沿”已在我眼中“出现”,其实我是通过包括阅读和写作在内的精神交流感觉和抵近“前沿”的。
边地,相对于中心城市,是偏僻化角落化的地理生活环境,而边缘,既有“边地”的硬环境,同时也是在此环境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也就蕴含一种局限性。借用评论家郜元宝在《贾平凹研究资料》的话,“陕西作家的一个特点,陕西作家一定要有北京的思想才能照亮他”,陕西作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因而对于我这个赣南作家,无须步别省作家之后尘,也有个在思想精神上挣脱“边缘”,从文学创作实现这种挣脱即走向前沿和深刻的精神历程。
在雷达热情引荐下,我一连几年在甘肃的《飞天》发作品,后来也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作品,其中也有我自己“投石问路”的,因为我具备了一定的文学自信。当年雷达怕我小视《飞天》,信中强调《飞天》是个很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杂志,此言不虚,我也确实在这个刊物上领略了时代气息和文学讯息,在信中编辑还邀我游敦煌。还因甘肃有一份《当代文艺思潮》前沿杂志,我对兰州更是刮目相看。其时我不敢奢望游敦煌,但把神圣的敦煌也视作“前沿”。
当年《飞天》在文坛大放异彩就是从边地展示“前沿”的实例。所谓“很有影响”,就包含“主流”、“前沿”这种时代标识。可见,所谓时代前沿,并不是都由一线都市方能体现,一线都市里的文学景象,其实不能等同于时代前沿;被看作“前沿”的可能是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边缘老土之地。乡土总是与人类最亲和——人类性和人性的起点。关键在于作品所展示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的思想高度相契合,甚至逸出时代思想的高度,这恰恰又体现为发掘乡土的深度。
由于乡土文学风行,也由于我少年时代读的也多是乡土小说,加上我最可宝贵的12年青春,尽尝乡村的甜酸苦辣,回城后读的仍是乡土作品,我写的自然是乡土作品。虽经诸般磨难,可我不屈从命运、敢于挑战的性格未曾消泯(直到今天,编辑说我的评论文章有锋芒),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文学的信心和雄心不断膨胀,为能保持同雷达的对话,强化同时代的对话,同时积蓄自己的文学能量,我大量地阅读文史哲(比如当年江西编的“文艺研究新方法论”丛书),关注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前沿景象,敢评论叫得响的“大作品”,心中有不解的文学议题我敢写信向专家学者请教,这也是缩短我与时代距离,并融入时代主流的一种努力。
尽管这样,我所居住的赣南偏僻之地仍是我评论写作的最大制约,雷达先生帮我分析,要我写小说为主,确立自己的创作基地,他鼓励我“磨砺笔墨,拿出大作品”。 我确立了这种文学执念,蛰伏山乡,始终保持着向乡土掘进的文学姿态。
什么是大作品?不是写城市生活和城市改革的就是大作品,写乡土也有可能是大作品。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能深刻而精湛地表达民族灵魂的作品就是大作品,我认同“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雷达语)是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种思想当然也是接通时代的政治文化,富有辐射力、有根的“前沿”思想,我的乡土写作——写乡土大作品也应贯穿这条红线,既有生活和文化的底蕴(保持有根的形态),更有思想的提振,从边地边缘走向前沿和深刻,因而我对自己的乡土写作充满信心和激情。我笔写我心,融会时代的脉搏,前沿与深刻即在其中。
所谓较高的文学层次或文学水平,就含有“前沿与深刻”的意味。
1996年我的长篇小说《轮回》,揭示家族(传统)文化由破碎、颓然、保存再到自我修得、重建、赓续不绝,是不断走着一条轮回之路。2002年我的长篇小说《寂寞欢爱》,深入被历史和文化所埋葬的地方,去寻觅我们民族生命和精神的泉流。潜入乡土的深底,开掘坚硬的岩层,追求民族内核的发现。2005年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书写了土地的延伸的大草岭,以现代精神透视严峻的乡村生活,以心理分析笔墨深刻揭示常态和变态人物的心灵轨迹,关注并把握世纪之交的“乡愁”主题,诉诸了乡愁的思与诗。
这些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的提出,“乡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就有了“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的文学命题和相应的文学实践,2010年的长篇小说《旷野黄花》,与前面三部长篇构成“幽暗家园四部曲”,是重建和乡土联系的自觉尝试而呈现意义。2014年的《父兮生我》,将笔力挺进到中国父亲——父性之河的纵深地带,对中国父亲的父性精神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回溯与讴歌,并在全球性“缺父”“失父”“父性衰微”即现代人类精神建构的意义上,体认中国父性的蕴藉内涵。2014年的长篇小说《抵达昨日之河》,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生活现场及命运,脱离了常见的知青文学的格局,深刻地讲述了“融入”这一人类社会永恒的哲学命题。诚如评论家所概括的,我“这种乡土现实关怀是从广袤土地长出来的”。
——这样的乡土写作不正抵达和深刻地演绎了时代“前沿”吗?“边地”作家可以有大作为,应该有大作为,能够有大作为。
当确定要写一部长篇,我就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进行“田野作业”。
比如《寂寞欢爱》中传统的竹子造纸是重要内容,涉及砍竹、剖竹、阉竹、踩浆、做纸、晾烤、捆扎等一系列生产和工艺流程,我走遍全县山里仅存的纸绷,连续两年在谷雨时节到实地观看和采访,想象主人公在原始的竹棚里生活的情景,想象主人公的祖先在与世隔绝的深山里生存繁衍的情形。我真切细腻地描写生活生产情景,同样在《抵达昨日之河》我也重笔描写70年代农民大集体时劳动细节,我认为劳动构成乡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当然有着我亲历的劳动体验。出于竹制纸即将消亡这一文化自觉,我还请县电视台及时做专题报道,省台很快转播了,这不正说明“传统即前沿”吗?
又如《父兮生我》,最初是漫不经心的聊天,心有所动,我对本县外县几个年轻时有过监狱劳改经历的人进行采访,他们身后的“父亲”形象凝聚并清晰起来,又连结几个年轻人的父亲事迹,再辅以读人类学意义的《父性》等书,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父亲形象呼之欲出。如此“田野作业”历经数年。2007年秋我进入写作此书时,还接待了来自外县的一位人物原型,又有新的发掘和发现。
“田野作业”于我,不仅仅是掌握素材和勘探“情境”,也是不断阅读,深入思索。思索什么?思索人物命运,思索凭着这一素材而达到主题思想的前沿性深刻性。自己虽在“边地”,依然置身时代的洪流,在创作中流溢大气,不觉得自己的乡土写作就比别人差。
我初写长篇小说,初稿写的是乡土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也就保存了当时生活的鲜活和质感,但对生活和人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没做进一步的探究。这不是说做一下探究就能探究的,这取决于自己的思想认知水平,后来我确实提高了精神素养,重返初稿才有新的发现。显然,当时虽有写作热情,可对许多人和事不能洞察,这就意味着即使仓促出版了会留下莫大的遗憾。
除《恍惚远行》一次性成稿成书,我的长篇小说大多是历经多年才面世的,社会在前进,时代在变化,“前沿思想”也会有所变化,我就可以在新的思想精神的烛照下重新进入我的旧作,也就有不少新的感知。这种“感知”并不是推倒原作重新书写,而是在原稿的人与人关系和生活场景、景物描写中发现新的蕴含,这样的“蕴含”正通向时代的“前沿”,我们说“过去的生活含有未来生活的萌芽”就是这样的意思。因此在“再稿”中,只要稍稍更换一个几个细节,在整体布局中稍作调整,通过人物形象,一部富有思想力量又充满感性力量的“新作”就出现了。《旷野黄花》从初稿(1997,最初的书名是《边风与黄花》)到出版(2010)历经13年;《父兮生我》从初稿(2007,最初为《父韵空濛》,出版社曾取名《中国父亲》)历经7年;《抵达昨日之河》从初稿(1992,最初的书名是《告别城市》)到出版(2014)历经22年。我还有一部长篇《别人的太阳》(初稿1989,最初的书名是《西边日头东边雨》)已改了4稿,我仍不满意,还想梳理一遍,因为在新的年代我又有新的认知和感悟。我庆幸自己当时以满腔热忱现实主义地写出了初稿,这等于我心中定格了一块热汽淋漓的乡土,尽管在自己后来的日常生活中“存放一隅”,我仍从中感觉乡土的热力。
我的长篇小说从初稿到出版,有着或长或短的时间差,我不因一部作品没有出版我就消极等待止步不前,而是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生活、阅读和写作。由于年龄和兴趣手转移,这几年我没再写小说,也意味着同是写作,散文和评论成了我今天与社会对话的一种精神方式。抵达“前沿”追求深刻仍是我的追求。我利用互联网,枕着乡土写的多是当代文学、文化评论和社会评论,频频在全国性的刊物亮相,一些评论还受到读者的好评。写作中和写作后,思想和感情不断被激活,生命在灿亮地燃烧,我仍体验并享受“立足乡土(基层),就是前沿,就是深刻”的愉悦。
                                            2017323日上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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